书坊｜用全球视野看千年交子

文｜杨齐

北宋王朝经历过一场“货币革命”，中国上千年来多用铜钱，甚至以铜钱为唯一主币的习惯，出现松动迹象。在民间和国家力量的共同推动下，纸币交子登上历史舞台。如今，交子诞生已经千年。《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国贡献》一书立足于本土经验和学术前沿，通过梳理交子的历史和机理，回顾和总结世界货币发展历程中的中国经验，为货币史研究带来了新思路。

《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国贡献》

王申 王喆伟 著

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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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的产物

以全球经济和金融史的视角看，全球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半球贸易圈和东方货币体系，以及地中海贸易圈和古罗马为代表的西方货币体系。

东方的货币金融体系，发轫于春秋和战国时代，秦汉形成货币体制，成熟于唐，经宋元明的纸币演变，实现白银化转型，至清末币制改革，融合于近代国际货币体系。代表中国古代金属货币的是汉代发行的五铢钱，代表中国纸币的是北宋的交子。

西方的货币金融体系，源于古希腊，代表铸币是琥珀金钱币，成熟于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时期，最终形成金银铜三种金属货币并存的制度。此后，延续于拜占庭，再经文艺复兴和美第奇家族、工业革命，形成贵金属以黄金为主体货币，白银辅之的货币体系。

中国古代王朝里，宋朝无疑是市场经济的佼佼者。北宋时期，金属铸币是最主要的货币。与西欧不同，宋朝几乎没有发行用于日常流通的金币和银币，铜钱与铁钱是仅存的两种铸币形式。

不过，铜钱与铁钱的流通区域并不一致，北宋统治者人为地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块货币流通区域。全国大部分地区使用铜钱，少数地区同时流通铜钱与铁钱，而四川是纯粹的铁钱区。宋廷规定四川铁钱不得外流，外地铜钱也不得在四川流通。当时，四川经济发达、贸易繁盛，光靠币值低微的铁钱，远远无法满足长途、大额贸易的需求，交子应运而生。只要交付铁钱，便发给交子，随时可以兑现，但兑现时每贯收手续费三十文，即百分之三的手续费。

交子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发产生阶段。北宋初期，在益州（今四川成都），为解决铁钱携带不便等问题，有商家设立交子铺户，开出的兑换券即交子，也称私交子。第二阶段是政府许可下的大商户联合发行阶段。针对自由发行产生的一些乱象，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当地政府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指定十六家富户联保特许经营发行交子，形成类似行会的组织。此时交子已有统一的印制规格和发行制度，其货币职能得到当地政府承认。第三阶段是政府发行阶段。天圣元年（1023年），朝廷设立益州交子务，交子的发行权转移到政府手中，由政府发行，也称官交子。

在私交子阶段，交子是可兑换成金属货币的，即“见交付钱”。成为官交子后，交子的可兑换程度越来越低。庆历年间开始，交子逐步成为不可兑换的纸币，其贬值的速度也有所加快。

除了四川交子，宋代还存在东南会子、见钱关子、公据关子等纸币。其中，自绍兴三十年（1160年）开始，至南宋覆灭广泛流通的东南会子尤为重要。东南会子初为商办，后收归户部专办，从而具有全国性信用货币功能，一度成为南宋中后期纸币的核心。不过，东南会子是南宋朝廷新设计、新发行的纸币，与交子并没有直接继承关系。

《交子》一书直言，几种宋代纸币都有属于自己的发展脉络和功能属性，交子并没有做到“一统江湖”。但宋代纸币的设计框架，基本没有跳出交子的路子。与其他宋代纸币相比，交子更加传承有序。它作为纸币始祖，不仅没有“中道崩殂”，还持续流通到了南宋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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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财政绑定

纸币根据信用种类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可兑换成金属货币的兑换券；另一种是不可兑换的纸币，后者由国家政权强制流通，必须有国家信用支持。纸币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有一个如何约束发行的问题。交子作为最初的纸币，设有一系列信用制度安排，来支持其币值的稳定。

第一，发行限额和准备金制度。官交子发行有一个限额，开始每界（“界”是交子流通的期限）是一百二十五万贯；有现金准备，是用四川通行的铁钱，要求每界为三十六万贯，即现金准备大约为百分之二十八。两者是保障兑付现金的制度安排，提高了交子的可信度。

第二，官交子是分界发行，界满以新交子换回旧交子，三年为界。当时三年一界是指三个年头，有些像中国传统的虚岁，可以理解为满两年就换界。此举是用分界发行的方式，来控制交子累计发行的存量，只要不断地废除旧交子，就能使市场上流通的交子存量可控。不过，官交子按界发行，使得交子的可兑换程度越来越差。

第三，交子保持了一些飞钱的性质，即在一地出交子，可在另一地购买商品或领钱。

《交子》认为，官营之后，财政属性变为交子的首要属性。国家财政的运作，以及官方超经济强制力，成为保障交子运行的决定性因素。宋廷以交子为媒介，通过财政征调和购买活动，调配国家财政资源，并在财政收入小于支出时，通过超额发行交子筹资。乍看起来，这些活动需要由商人配合完成，是官方和商人做生意的市场行为。但商人能够出售什么物品，获得什么货币和物品，通过什么路线和途径交易，甚至交易价格如何，都不是单纯由市场决定的。

宋、元、明王朝，都试图发行纸币作为官方信用货币，因为印制、发行纸币的成本很低，纸币也更能反映官方政治意图，不受贵金属存量和增长的限制。从货币发行和维护的主要职能看，朝廷首先考虑的是完纳赋税，货币成为确认国家政权和老百姓关系的工具，而货币作为市场交易中介的考虑，则被放在次要位置。

产生这一主导思想的历史环境是，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政府在设计和制定纸币发行制度时，采用的是大一统框架，这和欧洲历史上存在多国在货币铸造发行上有制度性竞争的格局完全不同。不过，发行纸币总逃不脱财政滥发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魔咒。也就是说，纸币发行最终还是受经济规律约束。

过去，研究者将交子等纸币的出现，视为宋代经济特别发达的指示器，强调社会经济背景对于宋代纸币的支撑作用。今天的研究者，则日渐注意到国家财政的巨大影响力。从《交子》的叙述来看，国家财政在交子的演进历程中几乎从未缺位。哪怕在十六家富户主导发行的时期，成都地方官府也向他们开出了与财政相关的发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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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路径差异大

《交子》一书认为，交子最重要的贡献，是让世人看到了纸币发展还有一种不同于西欧历史的可能性。在谁来主导纸币发行、什么保障纸币币值、纸币通过什么途径发行—回笼、纸币主要承担哪些职能等问题上，中西纸币差异巨大。

历史上的欧洲长期四分五裂、政权林立，货币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谁拥有了铸币权，谁就能收获铸币税和该种货币流通领域内的经济大权，因此国王、领主们总是挖空心思铸造自己的货币。这些货币基本是金银币，可是大小、重量、金银含量与纯度各不相同，甚至不同时间发行的同一种铸币，也有金属含量与纯度差异。

此后，一批专门从事货币兑换的欧洲商人逐渐兴起，为交易双方提供识别、称量、换算货币的服务。慢慢地，人们开始把铸币寄存在货币兑换商的手中，委托它们兑换和保存。商人会收取一定的保管费，开具纸质收据，存款者可以拿着票据要求取款。货币兑换商和票据能否顺利被他人接受，取决于他们是否在当地拥有良好的声誉。不过，这些票据进入流通领域的不算太多，很少直接在交易中使用，因此还不能被归为货币。

与十六家富户经营交子的不同之处是，欧洲的票据发行者很早就以手中的存款和票据为基础，经营贷款业务。这既能大幅增加收入，又是让货币兑换商演进为现代商业银行的关键因素之一。

随着业务的扩大与转型，欧洲银行家发行的票据种类越来越多，支票、贴现票据先后出现。由于流转方便、存取便捷，人们逐渐习惯在流通领域混合使用银行家发行的“银行券”与金银币，银行券完成了从票据到货币的性质飞跃。

1694年，带有国家银行性质的英格兰银行成立。该银行通过贷款方式为英军提供对法战争的军费，并得到了与贷款同等数量的银行券发行权。这批银行券的实质，就是官方发行的纸币。

以往的银行券多是存款凭证，即先有客户的存款，才有银行券。英格兰银行发行银行券，则以国家的借债为基础，几乎与凭空发行纸币无异。这种机制建立后，纸币的信用货币属性增强，向当代信用货币靠拢。此后，英格兰银行逐渐拥有代理国库、清算中心、最后贷款人等功能，并基本垄断了货币发行权，从而演变为“银行的银行”，即中央银行。

北宋四川的十六家富户远远未能形成商业银行，更不用说中央银行。他们基于交子开展的金融业务，也不如欧洲人丰富。较为单一的业务范围，导致盈利方式和数额都更为有限，提升了运营交子的风险。私营交子背后信用关系的复杂程度，也不及欧洲银行券。

总之，国家权力进入纸币发行机制后，以宋朝和英格兰为代表的东方与西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与依靠国家债务发行纸币的英格兰银行不同，宋廷将官营交子与国家财政的多个领域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纸币发行机制，既巩固了发行基础，又将纸币逐渐推向国家财政的前台。

交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开启了人类货币史上纸币作为货币的伟大试验。交子所遇到的问题和制度建设，在人类信用货币史上有共性，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对货币政策和币值稳定措施有借鉴意义。交子及之后的纸币实践，对诸多货币理论和实践问题有深刻影响。比如准备金制度、纸币换界、汇兑、真实票据、通胀预期、劣币驱逐良币、货币数量论、公开市场操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反通胀政策等，在交子的研究中，都可以找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