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母亲的酱事

文|萧萧

秋分一过，粮仓里的黄豆便簌簌作响，这是母亲开始做酱的讯号。我总记得那些浸在晨光里的日子，整个屋子里都浮动着豆腥气，像被装进了一只鼓胀的豆荚。

做酱的前夜，拣豆的光景最是动人。母亲搬出那张瘸腿的榆木凳，就着十五瓦的灯泡筛豆。灯光在墙上映出她佝偻的剪影，她的指尖在豆堆里游走时，发出沙沙的细响。瘪豆被拨到搪瓷碗里，圆润的则排着队跳进陶盆，像在接受某种庄严的检阅。

煮豆的清晨总是来得格外早。锅底的水泡顶着锅盖“噗噗”作响时，我常疑心是豆子在说话。蒸汽从厨房门缝钻进来，带着潮湿的甜香，把被窝都熏得暖融融的。待我趿着布鞋跑去灶间，必能看见母亲正用铜勺搅动一锅金黄的浪，豆沫在勺沿堆出小小的雪山。

晾豆的工序最见功夫。母亲把煮好的豆子摊在竹匾上，像给婴儿扑痱子粉似的撒盐。她那双结着茧的手在豆粒间穿梭时，总带着某种韵律，时而翻搅，时而轻按，像是在安抚躁动的生灵。秘制香料的配方她从不外传，只在我偷看时故意漏些桂皮末在案角，由着我像发现宝藏般雀跃。

封坛那日必是晴好的。粗陶坛先在日头下晒得发烫，盛满调好的豆料后，母亲会扯块新纱布蒙口。系绳结时她总要念几句吉祥话，红绳在坛颈绕三匝，打个如意结，最后还要在坛肚上拍三下——这是跟外婆学的老规矩。

发酵期的天台成了圣地。母亲每日要去巡坛三次，晨起掀纱透气，正午转坛受光，傍晚还要贴着坛壁听声。某次我见她弯腰嗅闻时，鬓角的白发垂进坛口，竟分不清是白发染了酱香，还是酱气浸透了白发。

开坛那日的酱色最是惊艳。原先金黄的豆粒已化作琥珀，揭纱时“啵”的一声，窜出的香气能惊飞檐下的麻雀。第一勺母亲总是先敬灶王爷，第二勺必定抹在我手里那刚出锅的馒头上。酱体拉出的金丝映着晨光，能把整个堂屋都照得亮堂堂的。

那年，济南的冬天来得比往年都急，我漂泊的脚步停留在城郊一栋老式民房的顶层，锈蚀的暖气管道整夜在墙内呜咽。11月刚过半，窗棂上就结起了冰花，泡面的热气在玻璃上呵出一小圈雾气，很快又被寒意吞没。

清晨，门卫老张的拍门声惊醒了整条走廊，他怀里抱着个缠满布条的包裹，活像个襁褓中的婴孩。“闺女，你娘寄来的宝贝。”老张呵着白气说。

拆开层层棉布，粗陶酱坛上还沾着老家的黄土，坛口塞的玉米叶已经泛黄，却依然散发着晒场上的阳光味儿。当酱香冲破霉味的瞬间，二十瓦的灯泡似乎都亮了几分。

我的食指在酱膏里画着圈，突然碰到个硬物——油纸包着的“全家福”，照片上有母亲、父亲和哥哥，还有笑得傻傻的我，照片背面是母亲歪歪扭扭的字迹“酱吃完，就回来吧”。

我舀了半勺酱拌进冷饭，咸香在齿间蔓延时，忽然听见窗外有雪粒轻叩玻璃的声音。那一刻才懂得，这坛酱里封存的不只是大豆与盐，还有母亲凌晨起身看火的脚步声、父亲在晒场翻动豆子的沙沙响，以及年年岁岁沉淀在陶坛上的，那些我未曾留意的家人目光。

整个冬天，我守着母亲做的那坛黄豆酱，用勺子一遍遍轻刮着坛壁，动作总是极缓、极仔细，像在完成某种虔诚的仪式——生怕惊动了沉睡在坛底的光阴，也怕碰碎了那一丝似有若无的故乡气息。而正是凭着这一点点咸香、一点点残留的暖意，我才得以在呼啸的北风里，一寸寸地回暖，一寸寸地扎根，终于没有在那个冬天里飘远。

这些年，我照着母亲的方子做了许多次黄豆酱。一样的粗陶坛，一样的青盐粒，连晒坛的方位都分毫不差。可每次开坛，那香气总是差了几分意思。起初以为是火候不对，后来疑心是水质的原因，最后连黄豆的产地都计较起来。

直到某个深秋的清晨，我在厨房里熬煮豆子，蒸汽氤氲，渐渐在玻璃窗上凝成一片蒙眬。恍惚间，水汽中竟映出二十年前的灶台——母亲系着靛蓝围裙，俯身搅动着锅中的酱料，父亲添柴，哥哥嬉笑，他们的身影在雾气中时隐时现，温暖如真。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指尖触到的却只有冰凉的玻璃和一行不知何时滑落的泪。

这才惊觉，我复制的不过是酱的形骸，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晨光里浮动的尘埃，母亲哼着的小调，还有等待开坛时，心里那点雀跃的期待，都随着年岁飘散了。就像母亲总说的“好酱要等”，可人生最等不起的，偏偏是那些以为永远会在的人。

如今我的酱坛里，到底还是少了最关键的一味引子。那不是盐，不是豆，不是时间，而是母亲以爱为火，用光阴慢熬给我的——那段再也回不去的团圆时光。

(作者为媒体人、作家，代表作品有《慢煮光阴一盏茶：中国茶人录》等)